清朝时期，朝廷将“榷茶制”改为“茶引制”，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西宁、岷州、兰州等地，特别是茶马互市的主要集散地的控制。相对的，华南地区的茶叶产销受到的约束则较少。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内、国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朝廷又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逐步恢复民间自由经营。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开始实行“厘金税”。
清朝后期，由于全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茶商，特别是南方茶商直接进行贩卖茶叶的份额提高，使得政府直接控制并经营的茶叶数量，较清初明显有所减少。同时，清政府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逐渐力不从心，除了征收茶税以外，基本上任由地方茶业自己发展。由此开始，茶业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大发展时期。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清人根本不知有海禁。甚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也说：“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
清朝初期，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朝廷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正式颁布“禁海令”，广东地区的航海贸易被迫停止，往来贸易的国内外商船大量减少，外贸活动几乎绝迹。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再度宣布开海贸易，并“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四大海关，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海关。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外国商船络绎不绝，引起其对西方殖民活动的高度警惕。随后，乾隆以“规范海防重地外商活动”为由，谕令外国商人只可在广东通商。但实际上，当时在南洋的一些西方殖民者，仍被允许到闽、浙、江海关贸易，特别是闽海关。
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为遏制西方在中国沿海地区越发猖獗的非法贸易活动，以及受到“洪任辉事件”影响。朝廷出于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专门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因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规条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防范外夷规条》，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朝廷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的法律，共五项，故又称为《防夷五事》。
此后，朝廷又先后关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随着朝廷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对外交流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广州便独占中国外贸，广州的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
随着清代中后期茶政的放宽，受粤地和南洋华人所推崇的六堡茶贸易开始高速发展。每年产茶季节，六堡所产出的六堡茶，从六堡的合口（原应作敆，但现多作合）街码头装上尖头船，在九城集结，经梨埠换大木船进入贺江，经封川江口，进入西江之后再经都城装卸到大船中，运送到广州，再转口南洋和世界各地。这条熙熙攘攘、舟楫往来的茶船古道，是当时六堡茶兴旺发展的见证。
清朝时期广东十三行的茶叶贸易，经济利益巨大毋庸置疑。
那时的六堡茶外贸，主要销往南洋各国。凭借西江黄金水道及兴旺的水路运输，商人们将华南、西南的丰富物产以最低的成本运达广州，再从广州转口外销。这其中，茶叶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根据那时的海关资料统计，自同治四年（公元1866年）起，我国茶叶输出的总额逐年提高，发展速度非常明显。从此，六堡茶开始了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进入大发展阶段的六堡茶，又将创造出怎样的辉煌历史呢，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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