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茶馆(自适应手机端)

鲜、甜、厚,祁门香的讲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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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以前,中国的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保持顺差,牢牢攒着话语权。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寻求管道引种,没想到到手的种子不是被煮熟的、就是被毒死无法发芽的。直到罗伯特·福琼乔装打扮,从安徽和武夷山拐走大量茶苗和靠谱的种子,才打破中国把持茶叶资源的贸易僵局。据《东华续录》的记载,在洋人还不懂种茶的时代,中国茶不管品质高低,一担随便都有五六十两到七八十两的卖价,还可附加百分之五的出口税。

18世纪中叶以来,国际茶叶贸易以红茶为主流,市场需求量大。福琼说,当喝茶变成英国和殖民地人们生活必需时,大规模、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就不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了。1870年后,英国开始将茶叶贸易的注意力转向其殖民地印度,逐步降低对中国茶叶的贸易依赖。而同一时期,中国对美的绿茶市场,也因质量参差,被日本趁乱劫走。中国绿茶外销凉凉了,而国际市场对红茶的热情依旧不减。穷则思变,“绿转红”似乎成为中国茶发展不可逆的唯一选择。

这时候,还能在印度红茶、锡兰红茶的夹缝中逆袭的,大概仅剩祁门红茶了。

中国红茶的逆袭

在中国茶的历史长河中,祁门红茶的位置是很尴尬的。1875年创制至今还不满一个半世纪,非但没有动辄千年的典故可以依托,而其因应商贸而生的背景,与避谈商利、清高自守的传统文人形象,似乎也有一丝违和。

说白了,祁红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文人雅趣,而是来自于贸易市场的需要,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还经历过茶农、茶商、洋行之间的尔虞我诈。吴觉农先生在《祁门红茶复兴计划》中提到:洋商操纵祁红的价格,每年最早运达上海的祁红价格极高,过两日即下跌三成,再过两日茶价已不足一半,不仅定价随洋商所欲,行业内还有“吃磅”的惯例,不论茶的品质如何,出货时必须多给2.5%至4%不等的补贴,且这种盘剥并不仅止于洋商,茶栈、茶号、茶农之间也存在着大鱼吃小鱼的关系。——这和中国传统茶饮惯以文人小情趣闻名的设定压根相反,还多了几分庸俗的气息。

庸俗与入世救赎或许是一体两面,祁红一反中国茶含蓄内敛的高冷气质,为中国红茶的发展立下一块崭新的里程碑,靠着高扬的香气走出国门,拿下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和印度大吉岭、锡兰乌瓦并称世界三大高香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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