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的茶事
茶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保健品。茶叶最早是祭祀珍品，后有“茶菜”、“茶粥”、“面茶”、“油茶”和“凉拌茶”之说。中国的茶叶，最初兴起巴蜀，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
茶叶在汉代已经逐步推广为饮品，在西汉时期，我国四川一带饮茶、种茶已日趋普遍，在官吏富有之家，茶已经成为日常饮品，而且茶已经商品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士人以夸豪斗富为美，贵族子弟声色犬马，玩够了大吃大嚼、以茶饼代三牲为祭的实例。
两晋、南北朝饮茶之风的兴起与道教的发展、佛教的兴起以及文人倡导清淡风尚有关。道家修炼气功要打坐、内省，茶对清醒头脑、舒通经络有一定作用。于是出现一些饮茶可羽化成仙的故事传说。南北朝时战乱不已，人们通过宗教来自我安慰，僧人主张清修，茶能使人沉静，许多僧人倡导饮茶，故佛教故事中多有茶事的记载。
饮茶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社会，特别是文人、僧、道、清谈家之中，饮茶已被看做高雅的精神世界享受和陶冶情操、表达志向的手段，不仅仅是醒脑解渴的方法，并且饮茶人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层面，应该说，这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茶与魏晋风度
唐代茶事
唐代是茶叶经济大发展时期。茶叶产区已相当广大。
唐代的茶叶产量也已十分可观。估计总产量达10万吨。茶区广，产量大，饮茶者众，因而唐代的茶叶铺和茶馆就很发达。贡茶历史悠久，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在周武王时期，巴蜀茶叶就是“贡茶”，但那时号称“贡茶”，带有礼品性质，也没有制度化，大约天宝年间。
从《新唐书·地理志》可知，唐时贡茶遍及5个道17个州府，每到收茶季节，朝廷使臣及地方官吏便纷纷奔向茶区，监督茶农采制贡茶。
唐代还专置贡茶院，负责制造上等名茶，上贡朝廷。贡茶院建在吴兴郡的顾渚茶为贡茶的是陆羽。更有意思的是，继盐和酒之后，唐代中期，茶税开始征收，而且税还很重，征收很严。其主要缘由是：茶叶成为唐人的饮食习惯以后，大大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茶叶成为商品以后，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此时，北方非产茶区已成为茶叶销售的大市场。从南方产茶地区贩运茶叶便可以牟取厚利。唐王朝政局不稳，只有靠茶商开辟新税源，于是“税茶”制度便出现了。茶叶由不纳税到纳税，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由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一本茶学的专著，也就是说，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随着茶业的发展和社会对茶的知识的需要，陆羽凭借自己掌握的丰富的茶学知识和对茶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前后花了近20年的时间，写出了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也是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的问世是对当时和唐以前茶学知识的全面总结和提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陆羽还身体力行，带着茶具为皇帝和达官显贵们表演茶技。因此，“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唐代茶事
宋代茶事
宋代茶业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建茶”的崛起，茶业重心向东南移，主要表现在贡焙从顾渚改置建安和闽南、岭南。除“建茶”的质量好外，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气候变化，浙江宜兴、长兴，春茶迟于建安茶叶，发芽较迟，不能保证贡茶在清明前到汴京，而建安的茶叶，为欧阳修诗云：“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
宋代建安茶区异军突起，北苑的小龙凤团茶替代了顾渚的紫笋贡茶，声名远播。由于贡茶为御用所享，其茶叶的采制精益求精，从而促进和提高了茶叶的制作技术，以致后来“建茶”制法成为中国团茶、饼茶的主要制作技术。
宋代茶叶的产区和产量比唐代都有很大增长，而且社会饮茶者众多，饮茶者不仅要求茶叶价格低廉，而且希望煮饮方便。于是，在过去团茶、饼茶工艺制作的基础上，蒸而不碎，碎而不拍，蒸青和蒸汽末茶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起来。宋时，团茶、饼茶一类的紧压茶，称为“片茶”，对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青和末茶，称为“散茶”。宋朝一些茶叶产地，包括唐朝专门采造制贡茶的浙江宜兴、长兴一带。，自不再贡茶时，改造团茶、饼茶为生产散茶，以适应社会大众饮茶需要。因此，宋代处于我国茶类生产由团茶、饼茶向散茶转折或过渡的阶段，实际上是与茶叶从“朱门”走向“柴户”、传统制茶工艺和烹饪习惯与当时的社会消费需要、宋代斗茶的盛行和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
斗茶，就是茶叶质量优劣的品评和鉴别，是伴随着中唐贡茶制度而确立的。斗茶始于唐代，到了宋代，越来越普遍，已发展成为民间的一项比茶叶品质、斗烹试技巧、中华极富趣味性的竞技活动。苏轼有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每年在新茶上市前先要进行斗茶，“斗”出来的上品便是“官茶”。
宋代斗茶的盛行，与宋徽宗赵佶的好茶有很大关系，并以福建建安产的北苑茶为贵。达官贵人为了争得天子欢心，在北苑茶见新时，便各自献出先春绝品，在林下斗茶，个个神情专注，气宇轩昂。斗茶首重选茶及碾末，也注重水的选择。斗茶的用具或是金镂玉雕的，或官窑产的名瓷，讲究非凡。最后以茶的色、香、味决出高低。这斗茶的胜负非同小可，胜若登仙，败为降将，其荣辱竟是如此重大。一场斗茶，犹如今日的一场球赛或棋战，广为观众所关注。斗茶，推动了茶叶采制技术的提高。
宋代斗茶
明清茶事
明朝初年，朱元璋以减轻茶户劳役为由，下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改制“先春”、“探春”、“次春”、“旗枪”和“石乳”、“灵芽”等散茶。这种不入品号、制作简易的散茶，曾是民间普通百姓的日常饮用茶，而明太祖下诏贡茶也按此制作，客观上对破除团茶、饼茶的传统束缚，促进散茶的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在制茶上，普遍改蒸青为炒青，这对芽茶和叶茶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使炒青等一些制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至今，其许多制茶工艺和技术要点，仍沿用于中国各种名特优和高档茶叶的制作过程之中。
明清芽茶、叶茶的发展，还表现在促进和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发展。乌龙茶就是在这一时期新创制的茶品。此外，各类茶叶的制作技术也得到了丰富和提高。至此，六大茶类齐全并存。
中国古代茶学，主要汇集在茶书之中。自《茶经》起，经唐、宋两代的发展，至明清特别明朝中后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宋、元两代有31种茶书，其中不同内容的代表作有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周绛的《补茶经》、蔡襄的茶艺专著《茶录》和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茶法专著即沈括的《本朝茶法》以及沈立的《法易览》等。明代是茶书著述最多的时期，250年间出书68种，如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朱权的《茶谱》以及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孙大绶，吴旦的《茶经水辩》、夏树芳的《茶董》、喻政的《茶书全集》等。这些经典之作，都是作者长期钻研，承前启后，去伪存真，丰富和完善的结果。到清代，撰刊的茶书共17种，而且大多是摘抄汇编性的，原创性的茶书较少。因此，如果说明朝和清初是中国传统茶学的一个繁荣或高峰期的话，那么到清朝中后期，中国传统茶学，也就慢慢地走向了终极。与茶学没落相似的是，中国茶史上最悲惨的一段历史同时上演了。
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就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惟有中国，平均每年出口茶叶2.25万吨，占当时出口总额的60%左右，是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到1867年出口量增至6.55万吨，占世界茶叶出口量的90%以上。1886年出口量达13.4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之后，由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红茶及日本绿茶的出口量持续增长，并逐步瓜分世界茶叶市场，中国茶出口每况愈下。1890年，在世界茶叶贸易量中，中国茶的份额已降至50.9%.到1900年，中国茶叶的市场份额只有31.3%,1913年再降至21.3%,1919年更跌至10.8%.社会动荡，政治没落，中国茶价的决定权掌握在了英国人手中。历史告诉我们，国弱茶也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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