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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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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道”及其茶文化内涵
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其观念的源头。道家对生命的热爱,对永恒的追求,都深深地渗透在其自然观中。而这对茶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呢?翻开茶文化史的第一页,我们就可知道,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则传说而误置一旁,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其实,一切神话、传说都深深印刻着人类实践与劳作的痕迹,从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基因。这就是一切始发性文化形态的奥妙所在。要知道,上述这个传说中的茶的老祖宗,在道教中,却是太上老君点化而成的徒弟。《太上老君开天经》中说:“神农之时,老君下凡为师,曰大成子,作《太微经》,教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与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兽之命也。”不管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与道家精神及其自然观是极其吻合的。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人的生存必须顺其自然地利用物的自然属性,这恐怕也是后来的道教充分开掘人的自然潜能——气功,并发掘物的自然潜能——炼丹的起始观念与内在原因吧!
当然,这也决定了他们必定会遍尝百药,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能了。
其实,不必光看神话传说之类,历史本身就告诉我们,道家与茶的关系,比佛、儒更为久远。事实上,中国的茶文化萌芽确为两汉至两晋南北朝时期,而此时期正是中国文人们为老庄思想陶醉得如痴如狂的时代,同时饮茶也成为一种文人的生活习惯。《僮约》说:“烹荼净具,武阳买荼。”即为饮茶习俗的史证。《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亦有以茶代酒之记载,而晋张华《博物志》也同样有“饮真荼,令人少眠”的说法。然而对道家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茗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君服之”的己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日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其形成年代,也为两汉期间。其时,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会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影响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从而以冷漠态度对待人生及其社会现实。而道教却无比的热爱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尽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教这一内涵特质所体现的是,重人生,乐人世。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无法否认,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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