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东汉到三国时期，再到两晋、南朝。近700年间，中原烽烟四起，战乱不断。而当时作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的广信，因处于远离中原的“南蛮之地”，没有被战乱波及，反而得以安定发展，并由此吸引不少名流雅士、经学名家，不远万里从中原迁徙到此定居。
广州曾出土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铭文的晋代墓砖，很好地印证了这段历史。
广州出土的晋代砖铭，上面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字样。
当时迁入广信一带的大批中原人士中，以许靖、袁沛、邓小孝、徐元贤、张子云、许慈、刘巴、程秉、薛琮、袁忠、恒邵等人为代表，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带入并传播，大大推动广信一带的发展。
士燮家族，给西江带来了鲁地的汉族文化，士氏四兄弟更分掌交趾、合浦、九真、南海太守，士燮又是“缓南中郎将，总督七郡，领交趾太守”。
士燮（137年－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汉末三国时期人，曾任缓南中郎将，总督七郡，领交趾太守。
陈钦父子乃至整个陈氏家族，给广信带来了郑地（今河南颍川）的汉族文化。黄氏（黄万定、黄吴）家族，给合浦、儋耳带来齐地（今山东淄博）的汉族文化。
陈钦、陈元父子是岭南学术重大成就学者，《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均把陈氏父子列在首位，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兴一时，诚岭海之儒宗也。
著名经学家刘熙、程秉，先后从中原来到广信，极大加快了广信的文化发展。
程秉（生卒年不详），字德枢，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三国时期吴国官员、儒学家。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
这些名人雅士的到来，使广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岭南首府、当代岭南文化发源地。中山大学人类学专家张洪指出：“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历史地理学家黄体荣在《广西历史地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提到：“现在的梧州市，就是当时所设九郡的行政中心，是岭南首府。”
正是由于当时广信的兴盛，从而使种茶、饮茶具备了发展推广的基础。岭南、交广一带的崇茶之风，便由名流士绅阶层最先兴起，形成“客来先设”的待客礼仪。随后，社会各个阶层竞相仿效，蔚然成风并最终传播开去。包括《桐君录》、《晋书》等当时的书籍，均有南方交广之地饮茶、崇茶、以茶待客的记载。
《晋书》中，有“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的记载，而当时的苍梧、广信即为吴国所管辖。说明当时吴地之人，是将茶叶煮着喝的。
约在秦汉时期成书的《桐君录》中，有“而广交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的记载。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最晚在汉朝时，“交广”之地就已有喝茶的习惯，并形成“客来先设”的民俗礼仪。《桐君录》还提到了加入一些姜桂等香料及芼（máo）。芼即指可供食用的水草或野菜。
桐君（生卒年不详），据传为中国最早的药学家，其记载最早见于约在春秋时期成书的《世本》一书中。《桐君采药录》据说为其所著，其所定处方格律：君（主药）、臣（辅药）、佐（佐药）、使（引药），垂数千年，沿用至今，后世尊其为“中药鼻祖”。
在湖南、贵州、广西的壮、瑶、侗少数民族地区及部分汉族地区，有一种名为“打油茶”的食品。将糯米蒸熟晾干放进热油中炸成“米花”，备好其他副食。茶叶用油炒后，再加水煮成“油茶水”。食用时，围坐火塘，主妇把碗摆在桌子上，碗里放上葱花、菠菜等，用热油茶稍烫，再加米花和花生、黄豆等副食品，即可食用。
做好的“打油茶”，米花和配料漂浮在“油茶水”上面，看着就像粥一样。在《晋书》中，有称之为“茗粥”的食品，猜测应与“打油茶”为同一类食品。
这种做法，与当年的“吃茶”习俗，颇有几分相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时“吃茶”的历史遗留。
“以茶为食”的做法，在古时称作“羹饮法”。流行于先秦到两汉时期，那时正是茶从药物转变为食材、饮料的时候。人们煮茶时，除了必须的茶叶外，还要加上粟米及调味的作料，再煮成粥状食用。直到唐朝，这种“羹饮”的食茶方法才开始逐渐减少。
陆羽在《茶经》中，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受此影响，人们开始慢慢抛弃在茶中加其他香料调料的“吃茶”法，改为单纯用茶叶冲泡的做法。这种只用茶叶冲泡的方式，被唐人称为“清茗”。人们在饮清茗后，再咀嚼茶叶，细品其味，以此来获得极大的享受。
而到了宋代，饮用冲泡的清茗（淹茶）已成为主流，“羹饮法”除北地边疆或南方有所保留外，中原地区已近乎消失。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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