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汉、魏晋直到唐宋时期，作为广信及岭南文化一部分的尚茶之风及相关的茶俗，
慢慢开始被中原、北方地区所知晓。
前面《桐君录》中提到的“而交广最重”的“重”，为重视、着重之意，可知那时该地区已很注意这个“客来先设”的礼节了。
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饮茶之风盛行，尤其是岭南，至今仍可从部分古籍中窥见。陈寿编著的《三国志·吴志·韦曜传》里有：“每飨食，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陈寿所编纂的《三国志》，是记载中国三国时期历史的纪传体国别史，为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这段话记载的是，吴末帝孙皓每次大宴群臣，座客至少得饮酒七升，虽不必完全喝进嘴里，但也要斟上并亮盏说干。有位叫韦曜的大臣，酒量向来不过二升，孙皓发现他不善饮酒后，担心其出洋相，特准他不用喝那么多酒，有时甚至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
这便是俗语“以茶代酒”的出处，也是目前最早的以茶代酒的记载。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知当时吴国宫廷中长期存有茶叶，且也有饮茶的习惯。
孙皓和韦曜大概想不到，他们之间“以茶代酒”的事，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广为应用。
茶的饮用发展到魏晋时期，文字记载逐渐增多，证明茶在人们生活，尤其是文人阶层中越来越普遍。
西晋文学家左思所写的《娇女诗》中，有“止为荼荈据，吹嘘对鼎立”的句子，被后世认为是最早提到茶的诗歌。
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这一时期，文人雅士所具有的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形成了后人所称的“魏晋风度”。
他们崇尚清谈和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精神气质。他们“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倡导作“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大人先生”，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这些文人雅士，儒道兼备，风流洒脱，情趣高标，为后世文人们所倾仰。
这其中，有不少人为好饮茶者，加之当时文人雅士在社会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典范作用，因此他们在客观上推动了茶的进一步普及。
刘琨是西晋及十六国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文人。他不仅喜欢饮茶，而且对茶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在给侄子的一封信《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道：“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在交通条件简陋的当时，大老远特地向侄子要茶，甚至希望侄子想办法给他寄来，还说明了要茶的原因：“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告诉侄子，心中烦闷之时，是必须要用茶来排遣的。
刘琨（271年—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人。晋朝政治家、文学家，工于诗赋，少有文名，金谷二十四友之一。
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流传至今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重要典籍。在《洛阳伽蓝记》中，有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里面提到南方的饮茶和嚼食槟榔的风俗。
据《洛阳伽蓝记》载，某次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便相请元慎治疗。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词：“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杨君见辱深矣”（《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
该故事记录了北魏贵族取笑、嘲讽南方吴人的生活习俗。其中的“自呼阿侬”、“茗作饮浆”、“口嚼槟榔”等，均为那时南方吴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习俗。
如今梧州周边包括六堡茶乡等山区，仍有自称“我”作“侬”的口语乡音，嚼食槟榔的习俗也保留至近代，“茗饮”解渴生活习俗也由来已久。
《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
从这个故事可知，在南北朝时期，茶饮还仅限于南方流行。北方不但不崇茶，人们甚至还以此为陋习嘲笑南方人。据此可以推论，我国饮茶或茶文化应该肇发于岭南和吴地这样一个范围，并最晚于南北朝开始被北方人们所知晓。
唐人封演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饮茶盖起于汉人，尤其南方汉人，北人饮之，殆在其后，外藩有此物，尤为晚焉。”又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封氏闻见记》，学苑出版社，2001年张耕注评版）。由于此书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故而可作为南北茶饮流行先后有别的重要资料。
《封氏闻见记》，古代中国笔记小说集，全书十卷，唐代封演撰，因内容涉及范围很广，故常作为研究唐代文化的参考史料。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环境因素的变化，茶叶的生产发展重心逐渐南移。这样的变化，又会对六堡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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