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膏被誉为茶中黄金，始于唐、成于宋、兴于清、盛于当代，是选用千年古木、乔木茶叶原料，通过100多道秘制工艺、历时70多天将茶叶有益成分提炼、浓缩而成的膏状固体。古时君王御享，现代政商精英名流专属。
1g茶膏中的茶多酚含量为60%，其中儿茶素16%，咖啡碱9%，游离氨基酸14%，其他物质(有益酶、茶多糖、茶黄素、水分等)。
100公斤上等普洱茶才可以提炼5公斤贡润祥茶膏。相对于普通茶膏接近30%的出品率来说，贡润祥茶膏仅仅5%的出品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与众不同和珍贵稀缺。
茶膏始于唐朝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这期间，茶膏沿着民贡（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
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
茶膏成于宋代
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相比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茶膏兴于清代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将“蒸”改 “煮”，初创大锅熬制制膏工艺。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皇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 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现代茶膏的发展
茶膏制作工艺在中国一脉相承，虽然经历了明代和民国的数百年断代，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重要的制作工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现代茶膏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当代的每一种主要制作工艺，实质上都可以看作是古代不同制作工艺的传承。
在清代宫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常温仿生浸提工艺这一现代科学茶膏制作工艺。
这种工艺模仿了清代茶膏制作的气候、温度、环境，在更加繁复、细致的工序下，根据清代以花梨木为炭的思路，把茶汤的提取和浓缩，控制在常温40摄氏度左右。这里所说的常温与宋代工艺中的常温是有所区别的，宋代工艺的常温是指日常温度，而清代工艺的常温是指相对恒定的温度。
这一工艺利用了芳香物质和活性成分必须在一定温度下挥发和析出的特性，最大限度的将这些茶叶的原有物质有效的溶解到茶汤再收敛成膏。中间避免了过高的温度造成芳香物质挥发和活性成分被破坏和过低温度的析出不足，所以制作的茶膏香味十足，陈化后的口感滋味也更好。
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有益物质高度浓缩的精华，所以制作普洱茶膏的目的就在于如何更好的保存和提炼普洱茶的香气、色泽、口感，如果制作的茶膏反而不如普洱茶本身，那么这样的茶膏在品饮价值上就不如普洱茶本身了。现代茶膏制作的三种主要工艺，在符合品饮价值这一要求上，与普洱茶原始价值贴合的应该说是常温仿生浸提工艺。最后价格一般正品在70元左右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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